【个人天地】雅俗共赏《万历十五年》

  • 文/图 祝薇 代敏(资环学院809党支部)
  • Published: 2017-05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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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《万历十五年》

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《万历十五年》(以下简称《万》)在剧情穿插中被多次提及:“二高”的爱情起点,赵瑞龙特意强调是黄仁宇的《万》,侯亮平借了吴教授的《万》还没有还。借着热播剧,《万》又火了一波。

图2《人民的名义》截屏

《万》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1976年用英文写的一本明史专著。此书自问世后,风行数十年,是明史入门读物,被美国多所大学用作教科书。这是黄仁宇的成名作,也是代表作。其意外成功,当从作者讲起。

  一、读书未成先习剑,用剑无功再读书

  黄仁宇(1918-2000)是半路出家、大器晚成的史学家。出身湖南,南开大学修读机电工程,后投笔从戎,当了几年国名党的兵。退伍后赴美求学,攻读完新闻硕士,最后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。

  传统中华文化浸润下的民国生活,而立之年后的西式教育、战争年代中的军人和记者经历,自身的坎坷命运极大地影响了黄仁宇的史学研究,《万》的独特、意外成功、饱受争议皆来源于此。

  非科班出身,使其在治史方法上偏离通行的研究范式。传统史学偏重大事、要事,黄仁宇则从被史学家们忽视的小事中窥见明朝衰落的症结所在。在精致叙事中,熔万历朝的典章制度、文官集团、精英代表为一炉。

在美国学界语境下,《万》虽是断代史,却中西兼容,涉及殖民时期的荷兰,英国,资本主义,西方民主与自由等,难得的凸显全球史观。

  《万》在历史表述方式上也另辟蹊径,使用文学性的历史写作手法。倘若一味追求故事性的史学叙事,则易沦为大众阅读快感下的通俗读物。黄在不失史家严谨治学的基础上,在学院派历史书写主流之外,力求具阅读亲和力的历史表述。

   易中天曾坦言《万》对其的影响就是:原来学术可以这么讲。

也正因如此,这本专著有了雅俗共赏的特质,因其内容的“雅”,让高育良和身为明史专家的吴教授推荐;因写作手法的通俗,能让渔家女高小凤在一个月内“速成”。

  黄仁宇在不惑之年带着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治史,“大历史观”在重微观和实证的美国史学界处处碰壁。大学出版社因《万》不似其他严肃学术专著,不予出版;商业出版社又嫌“故事”太学术,没市场。在中国的出版也同样一波三折。而出版后的畅销,又让《万》成为备受推崇的“先进典型”。

   中文母语,英文表达,无论是在美国出版后,还是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,都带有异域视角表达的新鲜感,不经意促成在此书在海内外的畅销。

   二、无关紧要的一年

  《万历十五年》中,“万历”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,“万历”十五年即1587年。这本书最初英文名为《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》 ,正如其名,这是无关紧要的一年。表面上明朝是四海升平,无事可记,文官集团维持着稳定平衡,实则国家已将穷途末路。正如汉东省的政局,看起来风平浪静,政治生态平衡,实则腐败已深入骨髓。

1587年,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15年,因立储问题不能如愿,开始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极对抗整个官僚集团;前首辅张居正死后遭清算的第五年;模范官员海瑞和抗倭名将戚继光先后死去;思想家李贽出家的前一年;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;西班牙的坚船利炮出征英吉利……   

《万》如同纪传体史书一样,以背景讲述了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六个极具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事迹。通过看似不相关的事,在作者逻辑化地巧妙梳理,流畅的文笔下形成了几个历史切片,从明王朝的衰落瞬间去寻找症结所在。

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,其前因后果错综复杂。黄仁宇用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将所有矛盾的积累,制度的弊病,官场政治斗争,意识形态如同泼墨写意般在琐事中展开,读者真切的感受到有明一代就是在这样千头万绪的“前因”不可避免的衰败了。

作者在结论处精辟的将帝制的衰落归结于:道德代替了法律。

西方很多人会说起偶像是拿破仑、华盛顿,说起崇拜可以滔滔不绝。相较之下,中国则鲜少有人以历史人物为偶像。我想,究其原因,传统史学写作范式下,明君良相,忠将贤士多为相似的宏观描述功过,形象单薄。《万》着眼于微观的研究对象,人物形象饱满,对于场景氛围的描述近乎能听到读书人的声音。

“每至一定的节令,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,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,又换成轻纱;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,或者把落叶打扫,御沟疏通,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。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,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,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。”

大历史观下,无数年份都如1587年一样平平淡淡,却没有哪一年是无关紧要的。

三、以史为鉴知兴替

提到万历,绕不开“万历怠政”和“万历中兴”,即使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,庞大的政治机器依靠“惯性”运转,甚至三征大捷,国库充盈,以致中兴。

   

同样在以儒家传统道德治世的落后的制度里,无论皇帝朱翊钧、首辅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模范官员海瑞、抗倭名将戚继光、思想家李贽等人身处何等位置,如何努力做出改变都为制度所掣肘。

“在这个时候,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, 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, 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, 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,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, 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, 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, 有的身败, 有的名裂, 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”

制度的重要可见一斑。古为今鉴,《万》对如今制度改革依然有现实意义。

    圣人言:君子不党。汉末钩党、唐牛李党争、宋朋党之祸,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,各自抱团组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。同乡,同年中举都是文官抱团的纽带,以此来保障拥有上升的政治资源,如祁同伟依靠裙带关系,汉大帮依靠师生,同学之谊。不同文官集团为争夺权力,党同伐异,祸国殃民。 因而,需要建立公正的官员评价体系,公平合理的升迁制度。